深南路外，红荔路、笋岗路、上步路、红岭路等已能顺畅通车。

    有一次，梁忠法到广州博物馆洽谈业务。由于时间紧，途经北环路时超速行驶，被吊了半年驾照。他说，当时没有电子监控，交警拿着测速器站在路旁，“每小时60公里是最高上限，自己开到了80公里”。

    后来，梁忠法来到博物馆当了名司机。据他回忆，博物馆只有一部从日本引进的面包车，摩托车有十几辆。那时，深圳只有几条小道，崎岖难行，摩托车比汽车实用。如今，博物馆有面包车3部，吉普车1部。

    上世纪80年代初，深圳道路仅有200公里，且以沙土路为主，且路面狭窄。梁忠法说，80年代初深南大道不过是一条狭小的黄泥路。90年代，城市交通网络加快推进建设，深南大道基本全线贯通，“现在的马路四通八达，想去哪，开着车就去了，很方便。”

    悠悠笛声记录火红青春

    王维成，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深圳当基建工程兵，现为深圳市博物馆电气工程师

    一只陈旧的“木箱”，放在装修一新的屋里有点不相称。王维成过一阵就要打开箱子，看看“宝贝”——旧军衣、电工袋、羊毛毡、棕榈垫。“回想起来，那段住竹棚、喂蚊子，干得没日没夜却又燃烧着激情的岁月，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历程。” 1982年冬，30岁的王维成和战友坐着卡车，从青海来到深圳。一下车，就领到了这些“建设装备”。

    尽管已作好吃苦准备，建设条件的艰苦仍出人意料。刚来没多久，就遇上了12级台风。竹棚剩了一个架子，雨没日没夜地下，晚上只能躲在铺板底下，全身湿透。食堂没法开伙，部队用砖垒起大灶台，用军锅给工程兵做饭。夏天，热不可耐，更可怕的是蚊子，“用被子把头一盖，再热也得睡”。

    来深圳前，王维成在老家成了亲。1978年底，女儿呱呱坠地。他说，自己这个当爸爸的，一年最多只能跟家人呆一个月。1983年夏天，爱人带着女儿来看自己，一到眼泪就淌下来了。自己安慰她，“现在是很艰苦，但这不改革开放吗？以后会很好的。”

    王维成说，那时候只知道干活，经常加班，生活也很单调，没有报刊杂志，幸好有二胡和笛子陪他。与妻子分居两地，没有网络、电话，等信等得心急。想老婆，想孩子，自己会独自拉一曲《军民鱼水情》。

    当基建工程兵的日子虽然艰苦，可王维成觉得骄傲，“我是跟深圳一起走过来的那一代！”